诚金资产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是幼稚？毛主席道破天机：不去，内战停不了

1936年12月25日，西安机场，一架飞机缓缓升空。

机上坐着的，是刚刚被"兵谏"扣押了13天的蒋介石，陪在他身旁的，正是亲手扣押他的张学良。

没有人知道张学良上了飞机会是什么结局，就连周恩来得到消息急赶到机场，也只看到了一个越飞越远的黑点。

这一去，张学良再没能回来，这一去，也彻底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。

一个将军积压多年的怒火，终于在西安点燃

要搞清楚“西安事变”为什么会发生，得先说说张学良这个人憋着多大的气。

1931年，“九一八事变”爆发，日本关东军在一夜之间打响了侵占东北的枪声。当时的张学良，手握东北军几十万人马，却接到了不抵抗的命令，眼睁睁地看着黑土地一寸一寸地落入敌手，东北三省就这么拱手相让。

这件事对张学良的打击是骨子里的。他是东北人，他的父亲张作霖就死在了日本人手里，那片土地是他的根。不能打，不让打，张学良背上了"不抵抗将军"的骂名，这口气压着他整整五年。

蒋介石的逻辑在当时有他自己的盘算。他认为国内共产党的威胁比日本人更紧迫，必须先把内部收拾干净，才能腾出手来对外。"攘外必先安内"这句话，就是他反复挂在嘴上的政策核心。所以在九一八之后，他不仅没让军队反攻，还把张学良的东北军从东北调到了陕西、甘肃一带，任务是"剿共"，去打红军。

张学良带着一帮老兵进了陕甘，这群人打仗不含糊，但他们心里始终有个执念——早点打完，早点回东北，打日本去。结果剿共剿着剿着，东北军被红军打了几场硬仗，损失不小。张学良自己也在这过程中和共产党有了接触，听到了完全不同的声音。共产党那边传递的信息很简单：别打了，一起打日本。这个想法和张学良心里憋着的那口气一对上，瞬间就爆发了。

杨虎城是另一个关键人物。他是第十七路军的总指挥，在西北根基深，打仗是出了名的硬，和张学良的处境虽然不完全一样，但对蒋介石"不打日本、专打自己人"这套也早就看不顺眼了。两个人私下里聊了很多次，越聊越觉得这条路走不下去。

1936年12月初，蒋介石亲自飞到西安。他这次来，目的很明确：催着张学良和杨虎城加快剿共的进度，不能再拖。张学良和杨虎城趁着蒋介石在场，当面劝谏了好几次，说外面的局势已经变了，全国的老百姓都在喊打日本，再打共产党说不过去了，希望蒋介石能转变方向。蒋介石听完，根本不为所动，甚至放出话来：谁要是不打共产党，就调谁去福建，离得远远的。

这句话彻底堵死了最后的对话余地。张学良和杨虎城商量了一夜，决定不再靠嘴皮子说事了，得用行动逼蒋介石表态。

12月12日，凌晨时分，西安城里响起了枪声。张学良的部队突袭了蒋介石下榻的华清池，蒋介石仓皇出逃，躲进了骊山的石缝里，最终还是被找了出来，满脚是伤，没穿外衣，狼狈极了。与此同时，杨虎城的部队在城内控制了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、卫立煌等十多人。整个行动干净利落，天亮之前，西安已经换了局面。

张学良和杨虎城随即向全国发出通电，列出了八条主张，核心就是停止内战、释放政治犯、联合抗日。他们把这次行动定义为"兵谏"，不是造反，是逼着最高领导人回头。通电发出去的那一天，张学良就给中共中央发了电报，把情况通报了过去。

西安城里这十三天，每一天都在走钢丝

事变消息传出去之后，各方的反应来得又快又乱，整个局面比很多人预想的复杂得多。

南京政府那边，第一时间炸锅了。不少人主张立刻出兵讨伐，其中叫得最响的是何应钦。他在南京喊着要武力解决，调集大军压向潼关，大有要攻打西安的架势。如果这一仗真打起来，蒋介石在西安城里的命都很难保，内战一旦重燃，局面将不可收拾。主战派和主和派在南京吵成了一锅粥，谁也压不住谁。

苏联那边，态度同样让张学良和杨虎城心里没底。苏联对这次事变的定性是否定的，认为这是扰乱了抗日统一战线的行动，苏联的报纸发了措辞严厉的文章，给整件事扣上了负面的帽子。这个表态让西北方面的压力更大——如果连苏联都站出来反对，国际舆论就更难扳回来。

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，也不是铁板一块。事变之后，怎么处置蒋介石这个问题，把内部撕裂成了两派。有人觉得应该杀掉蒋介石，一了百了；有人觉得蒋介石不能动，动了就是捅了马蜂窝；还有人主张让蒋介石在西安接受公开审判，让全国人民评评理。分歧越来越大，军队里的情绪也开始不稳。

就在这种局势高度紧绷的时候，12月17日，周恩来带着秦邦宪、叶剑英等人赶到了西安。中共中央的态度从一开始就非常鲜明：和平解决，不能让事变演变成内战。周恩来见了张学良，把中共的立场摆得很清楚——杀蒋没有出路，逼蒋联共抗日才是正道。张学良本人其实也没打算杀蒋，两个人在这一点上很快就对上了。

周恩来同时也去见了蒋介石。这次会面后来被很多人提起。两人见面的气氛并不轻松，但周恩来态度坦诚，讲清楚了共产党希望停止内战、共同抗日的立场，也让蒋介石看到了一条体面下台阶的路。蒋介石虽然没有立即表态，但他心里已经清楚，继续僵着对谁都没好处。

12月22日，宋美龄和宋子文从南京飞到西安。宋美龄这个人在蒋介石身边的地位不一般，她来，本身就是一个信号——南京那边有人愿意谈了。宋子文是政府代表，手里有授权，能够实质性地推进谈判。

12月23日，正式的谈判在西安展开。周恩来、张学良、杨虎城坐在一边，宋子文代表南京坐在另一边。周恩来提出了六条和平解决的主张，条条有针对，句句有分量。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，双方在很多细节上拉扯了很久。到了24日，宋子文和宋美龄找蒋介石做了最后的沟通，蒋介石最终以“口头”方式表示，接受停止内战、联共抗日的方向。

"口头同意"——这四个字值得细品。蒋介石没有签任何书面文件，他承诺的东西，没有白纸黑字，全靠他自己的信用背书。张学良知道这一点，周恩来也知道。协议算是达成了，但后续会怎么走，谁都说不准。

那架没有人预料到的飞机，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

12月24日谈判结束，蒋介石答应了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：怎么放蒋介石走，谁来护送，什么时候走。

这件事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将领里引发了激烈争论。有人觉得蒋介石这么轻易就放走，太便宜他了；有人担心蒋介石一回南京，翻脸不认账，张学良和杨虎城就成了砧板上的肉；还有人主张送蒋走，但要有足够的条件作为保障。军心不稳，各种声音乱成一团。

张学良在这种局面下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。

他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。

这个决定，他在24日晚上就拿定了主意，没有通知周恩来，没有告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将领，甚至没有和杨虎城充分商量。他独自做了这个决断，提前写好了一封手令，留给部下："弟离陕之际，万一发生事故，切请诸兄听从虎臣、孝候指挥。"

虎臣是杨虎城的字，孝候是于学忠的字。手令写得简短，语气平静，却透着一种义无反顾的劲头。这封手令说明他心里很清楚，这一去，回不回得来是个未知数。

12月25日下午，张学良没有提前打招呼，直接陪着蒋介石去了机场。

周恩来得到消息，急急忙忙往机场赶。他是真的想阻止这件事，张学良就这么去了，太凶险了，谁都保不住他。可等周恩来到了机场，飞机已经离地了，他只能站在跑道边上，眼睁睁地看着飞机爬升，消失在天际线后面。

飞机上，据张学良的私人飞行员罗亚尔·伦纳德后来回忆，升空之后他曾经三次用眼神和动作暗示张学良，现在掉头还来得及，回去还有机会。张学良每次都摇了头，一次也没有犹豫过。飞机先落在洛阳，12月26日抵达南京。

张学良一踏上南京的土地，就再没有自由地离开过。他被立刻扣押，以"劫持最高统帅"的罪名交军事法庭审判，随后被软禁，这一禁就是54年。

这一步走对了还是走错了？毛主席给出的答案最直接

张学良为什么要亲自送蒋回去，为什么不顾一切地上了那架飞机？这个问题在当时就有争议，后来也一直被人讨论。

有一种说法，说张学良太感情用事，被蒋介石的眼泪和宋美龄的哭诉给打动了，做了一个冲动的决定。还有一种说法，说他对蒋介石有一种近似于父子的情感纠葛，下不了狠手。这两种说法流传很广，但都没有抓住张学良真正的想法。

张学良在晚年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话，语气非常直接："我是个军人，我做这件事我自己负责，同时我是反对内战的，我对牺牲自己毫不顾虑。"这句话把他送蒋回京的逻辑说得很明白——他不是在犯糊涂，他是在做一笔账。

这笔账怎么算的？

当时西安城里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，分歧已经撕裂得很深。主张杀蒋的人不是没有，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，南京的何应钦那边就有了出兵的口实，大军一旦开进来，内战就真的停不下来了。

不打死蒋介石，光是扣着他，同样是烫手山芋——时间拖得越长，南京那边压境的军队越多，主战派的声音越响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内部压力也越大。这个局面持续下去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

张学良看清楚了这一点：把蒋介石留在西安，是个死局；放蒋介石走，至少能拆掉南京出兵的借口，给和平解决留一条缝。

至于自己为什么跟着去，是因为他知道蒋介石如果一个人回去，转头翻脸的概率很大，自己亲自押送，当着天下人的面，蒋介石承诺过的话就不那么容易反悔了——即便没有书面协议，这一趟也是在当众给蒋介石的承诺加了一道无形的锁。

毛主席在1937年3月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时，对这件事的评价直接点透了核心。他说：西安事变之后，国内叫嚷内战的人极力鼓动，内战的危险已经非常严重，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回京这一步，如果不按蒋先生自己定的方式处理事变的后续，和平解决根本不可能，打起来不知道要乱到什么程度，只会给日本人送上一个“大礼包”。

毛主席这几句话说得很冷静，也很到位。他没有绕圈子，直接说了张学良这一步起的作用——堵住了内战重燃的最大缺口。

从历史的结果来看，西安事变和平收场之后，国共两党重新握手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谈论变成了现实，十年内战就此基本画上了句号，全面抗日战争的格局随之打开。这个结果，是张学良用自己后半生的自由换来的。